狮心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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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是在是太慢了 而且还经常错误 字还很小 人还很多 用法很复杂

 

我想起很久以前在一条老街，我爱上的一个男人。我走过街道的时候，他目不转睛的看着我，然后又目不转睛的看别的女人。她们站在街道上招揽男人，枝繁叶茂，摇曳有声。他日复一日的坐在那里，悄无声息的看着她们。他的眼光就像黑暗巷道里的路灯，照着我伶仃的双腿高一脚低一脚。他有时走过去，拉着她们的手走进街角的黑影里去。我嫉妒她们，嫉妒的要死。我恨的咬牙切齿。我想穿上闪亮的高跟鞋，尖尖的走进街角的泥泞里。我想的发疯，并不感到羞耻。每一粒种子都会被带走，被走兽，被飞禽，被昆虫，被风。

      我原以为永远都不会原谅蒋遥：一个搞了自己男朋友的人，那还能叫朋友吗？当年我顶花带刺，像根新鲜的小黄瓜一般招摇过市。后来就遇到子弹。子弹的五官可说是一塌糊涂，可他的身形相当伟岸，左右两枚胸大肌约等于好几百斤TNT。后来蒋遥向我哭诉，说子弹强奸了她，后来又不怀好意的纠正，是差一点强奸了她。我那时花枝乱颤风头正健，是全班女生唾骂的对象，被她这么一闹，她们又都挖心挖肝的来同情我，搞的我很被动。后来我大鸣大放的宣布和子弹绝交。不到一个月，蒋遥却和子弹搅和到一锅里去了。直到半年后，蒋遥又来哭诉，说子弹的那根东西真TM是无孔不入，连学校餐厅体壮如牛的陕北女招待都要染指。她哭地那么假，搞的我很不好意思，所以就原谅了她。

　　快毕业时子弹被食堂的厨子们团团围住，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个陕北妹子，她大手一兜扭住他的蛋蛋，扑上去和他撕打，直到他歪倒在盛菜汤的一个大铁桶边。有人用汤勺擂着铁桶瞎起哄，咣咣咣咣，子弹就像个娘儿们似的哭了。后来陕北妹子也蹲在铁通边，把子弹涕泪横流的脸埋在她硕大丰盈的胸脯里，给予了他安慰。她还换用普通话厉声咒骂我们：傻B！

　　多年以后我们还在酒桌上唏嘘陕北女人的重感情、有担当。多年以后子弹有了很大变化，不但守身如玉，而且有洁癖。说实话我原想跟他搞一把，可他的两块胸大肌早掉肚皮上了，一根皮带勒扯不住，直往小弟弟处塌方，搞的我兴味索然。我和蒋遥吃着他烹制的一桌子大菜，面面相觑，心怀鬼胎。

　　毕业后我四处晃荡，蒋遥则研博连读，很快就要评副教授。我一点都搞不懂，大学时蒋遥把书念的狗屁不通，怎么可能跑去当教授。当然，我更狗屁不通。但一想到她穿着衬衣西裙、带着珍珠坠子假装知识女性，我就气的要死。

　　蒋遥和我在大学里相依为命。没有她我很可能自杀，但是有了她，我就很想杀了她。整个大学期间我一直无所不知，除了专业书。对于宇宙、世界、人生和未来我既不迷茫也不惶惑，没有性压抑，更不知道所谓青春的痛楚。我痛楚的唯一来源，就是考试。我和蒋遥就是在考场上认识的。她的小抄相当精美，谴词造句流畅精准，最难得的是她那一丝不苟的小楷，让我神魂颠倒。我想杀了蒋遥的原因有很多，比如每次我们都共用她的小抄，可每次她都比我高出十好几分。又比如都是抄人作业，她也总比我多一个+号。这就是蒋遥，东西放在固定地方，每天有固定的作息表，哪怕是写纸条和我对骂，也写的横平竖直。我一直不明白，有时间打蝇头小楷的小抄，为什么不干脆背下来。蒋遥则语重心长的教导我说：你可以不学习，但不能没有端正的学习态度，你可以作弊，但也得有端正的作弊态度，人生就是一个态度，没有态度的人是可耻的。我就这么可耻。所以蒋遥就要去当教授，而我则注定要居无定所一事无成。

　　关于想自杀，我没什么要说的。我们那片连绵十几条街都是大学区。自杀的也有，他杀的也有，莫名其妙死掉的也有。人固有一死，或响亮利索，或忧郁绵长，但无论怎样，死亡只是一个屁。我很景仰自杀的人。《神曲》上说自杀者禁锢在地狱的第七层第二环，要变成长满毒瘤的树木。我买的是译文出版社的出品，还配有栩栩如生的图片。我并不怕地狱，可我怕疼，还怕难看。距此不远的师范大学死了个女学生，她们说她的裙子被风刮起来缠在腰上，露着洗的发灰的粉色内裤和两根黄蜡似的腿。于是我万念俱焚，下了狠心要继续活着。

　　穷极无聊啊。这种无聊成了我对大学最刻骨铭心的回忆。那种天天天蓝的无聊，没来由的蓝，使劲的蓝，蓝的快轰然掉下来。我面朝蓝天，想入非非。天干吗不砸下来，摔个粉碎，像好大一块蓝玻璃，每块碎渣都扎死一个人，大家就都跟大青虫似的抽抽几下，死成一大盘子牙签肉。或者天突然裂了个大缝，大海之水天上来，裹挟着紫色的水母、金黄的海星、黑色的座头鲸和五光十色的小鱼小虾劈头盖脸的浇下来。可是劈头盖脸的只有绵长的阳光。阳光让人反感，它象征着胸大无脑的快乐。

　　上大学时我的胸有C75，现在的尺寸是B75，将来会是A75。上大学时我胸很大，也比较无脑，可没人爱我，所以我扎入了子弹的怀抱。他是个恶棍。后来老同学聚会，男同学们都脸红脖子粗的跟我泪眼婆娑，说当初要不是我那么又臭又硬，男未娶，女未嫁，大家凑和搭一伙儿岂不快哉。这真让我心潮澎湃、思绪万千，连忙说：现在也不晚现在也不晚。可是他们都哽咽着跟我碰了一杯酒，又跟其他女同学泪眼婆娑去了。

　　我不觉得自己又臭又硬。如果说无所事事、想入非非也算又臭又硬的话，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粪坑。舒展的飞禽的就是乌压压的麻面苍蝇，凶猛的走兽是和蔼富态的蛆，江河湖海是潺潺屎尿，珠穆郎玛峰也不过是一朵新鲜的粪头。那时侯我心怀畏惧，不信谁敢用这么大的茅坑，除了神明。但我不相信神会这么阴险，在他的粪堆里编排出一个世界，以及这之上的我们。

　　那时我还没有看到《神曲》，等看到时，已经晚了。《神曲》里说：阿谀、卖淫之人将永堕地狱第八层的粪溺池里不得解脱。我大吃一惊。神和我的同学是一伙儿的。他们合谋了这样一个世界。而我的成长，就是不断挖掘这个世界的过程。

　　我的朋友老刘说：一花一世界，花花世界，就是两个世界，一个是谁都能看到的，另一个是没有人愿意说的。当时我又臭又硬，认为他很不爽快。现在我既不臭也不硬，认为他很阴险。

　　没人知道蒋遥为什么会和我混在一起。大学时她像一头亲切友善的河马。那些河马在淤泥里泡澡，物我两忘，像一个悠长的呵欠。我喜欢河马，所以我也喜欢蒋遥。可要当教授的蒋遥成了长腿的瞪羚，双眼炯炯马不停蹄，听人说话极有耐心。我们的一个吕姓师兄在一家大型国企当运输部经理，方脸方鼻方眼镜，估计是麻将打太多的缘故。吕师兄从以前的结巴变成一话痨，真是钱壮怂人胆。他的叙说类似天方夜谈，离奇的不着边际，讲到公司老总的二奶，他说其“舌头能穿针”，大家就嘘他，而蒋遥则神色微渺，不置一词，让我想起圣雄甘地。

清韵书院主编的四个人的书算是出来了。他们是：骑桶人的《流枫川志》，张进步的《缥缈情史》，吴学俊的《烂泥丁香》和柳隐溪的《山鬼》。关于这四个人，我能说的，只有一句话：他们四个，我全都不熟。

人的一生难免不爽，我十七岁不爽，就想写小说；二十二岁不爽，就给陌生男网友发短信；现在不爽，我就会去找蒋遥。而如果我遇到一个问题，不能给男人讲，也不能给女人讲，不能给熟人讲，也不能给生人讲，不能给正常人讲，也不能给疯子讲，那我也会去找蒋遥。 我跟蒋遥认识了10年，却6年都没见过面了，她读了很多没用的书，从未穿过裙子，考上硕士，半截子却退学了，现在无业，无收入，无男友。   我的已婚女友，都忙着工作买房生子。那些婆娘们聚在一起，不是谈装修，就是谈育儿常识，不是谈丈夫，就是谈化妆品，我完全插不上话。虽然我也结婚了，但基本等于没结，又没工作，即便有，也缺乏热情——我只想赚点钱有吃有住而已。当然，有时我也装腔作势的跟她们一起去做指甲，或者骂老公，但说实在的——我宁可一个人待着。我的已婚男友都和我失去联系了。   我的未婚女友，年纪都比我小，她们总是抓着问我特别奇怪的问题：婚姻是不是爱情的坟墓？结婚了意味着什么啊？夫妻之间该不该有没有秘密？说实话，这些问题我都没仔细想过。她们又总是怂恿我去俊男吧，因为她们很好奇，想知道里面的男人到底有多俊，是不是可以把小费塞进他们的裤裆里。我告诉她们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因为我每天大约有23个小时半都在房子里，剩下那半个小时，不是在倒垃圾，就是在买菜。年轻姑娘就是好，生活永远都可能是一场偶像剧。而未婚的男友我不联系他们。我恨比我年轻的男人。   有些话，我只能和蒋遥说。比如：你干嘛呢？   我和蒋遥永远都可以只发这四个字，也不会回复对方：怎么了有事吗？   就是这样。   大学时，我们并不是那种打水吃饭都粘在一起的女生。我们都独来独往。不是因为酷，而是因为我们都不擅社交。大学时有个女同学，经常找我练口语，但四年下来，除了外语，我俩还真没说过几句汉语。毕业后，同学们经常谈起些八卦或往事，但绝大多数我根本就不知道，她们大笑时我都开始怀疑是不是走错班了。我就是有这个本事，成为永远的缺席者。   蒋遥是敏感，而我是心不在焉。   毕业前的一个晚上，我们俩出去喝夜酒。那是我第一次喝多。有个英语系的男生跑来提醒我们注意安全，被我骂走了，邻桌的一个男人非要请我们喝酒，又被我骂走了。蒋遥倒是非常镇定，打电话回宿舍叫人来接我们。其实我也没醉，只是有点多。前天我路过那家酒吧，翻了一圈电话，找不到人来和我喝酒。电视里喝多的人总是大哭，那时候我们还很完整，生活也没现在这么支离破碎，所以也没什么可哭的。那时我们22岁，22岁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法彻底喝醉了。   毕业后她去北京上硕士，我工作，人分两地。我们联系很少，只稀稀拉拉的通过信，我一如既往的无聊，而她的黄金时代却到来了。   她的初恋是个荷兰人，这个荷兰人在非典时期住在北京的高级酒店，要学中文，她去了没一个月后两人就搞在一处。但扯淡的是她的第一次，第一：这个荷兰人是个阳痿；第二，他没用安全套；第三，基本上男人阳痿后，都会跟女人翻脸。所以这个不带安全套的阳痿男士，令人费解的结束了这段关系，既没有解释，也没有后文。她的初恋，就这么莫名其妙的结束了——被破了处，还没有快感，要吃紧急避孕药，还得去做妇科检查。   后来她和一个快结婚的男人混到一处，欠了教授一屁股的论文。我记得她的QQ最后被这个男人盗走，她让我当时的男朋友，一个网络小偷，又给盗回来了。再有就是记得她身无分文，从北京跑到四川去找这个垃圾男（这个垃圾男人品差体力更差，蒋遥那时学会了上位），路过西安时，6个朋友都没劝住她。当然，最后他们翻脸了，垃圾男的婚也没结成。现在他们没什么关系。   她退学回家那段时间曲胖子出现了，因为她那阵子什么都不想，就想自杀。曲胖子陪她住了几个月，吃饭，做爱，吵架，哭闹什么的，后来她不想自杀了，但曲胖子却对活着这件事彻底绝望了。曲胖子现在也退学了，没工作，没钱，却不愁钱。曲胖子想走兰波的路线，一辈子不工作，然后名利双收。我曾问蒋遥，曲胖子怎么不过去陪你住一段时间，蒋遥回答：曲胖子说了，去了也是问你借钱，再解决一下生理问题，还是算了吧。我跟蒋遥说：你跟了曲胖子算了。她说：不但没人养活我，还要我反过来养活一个人，太累，算了吧。   再后来，她开始跟一个身在欧洲的留学生网恋。这个人回国来见她。两人在小旅馆的床上，并排躺了一晚上秋毫无犯。她喜欢他，但他不喜欢她——她又不是大胸部的小女人。她被一个细节刺激了：他晚上上厕所时还不忘把钱包带进卫生间。曲胖子这样解释：也许他把卫生纸放钱包里了。本以为这只是正常的见光死的故事，没想到该留学生之前还跟她借过钱。所以这个故事，到现在就成了有情人终成债主，那人把她从QQ上删除了，把她气得够戗。曲胖子开导她说：至少没死人。我也开导她说：又花钱又没爽到，亏死，早知道把他强奸了算了。   10年了。这10年里，我按部就班的学习，毕业，工作，恋爱，结婚，没有任何波折，真他妈的不像我应得的生活。蒋遥还是一贯的虚无主义。她帮我改论文，谈论看过的书，互相抱怨对方不写东西，谈论春天，阳光。其实我们并没有太多可以谈论，因为我们都是怪物，没有工作，也没什么爱好。她甚至还不如我，我会做饭，我还喂猫，虽然我既不爱做饭，也不爱猫。   但是蒋遥非常爱干净。她休学那一年，我们宿舍8个大姑娘活生生的把耗子都住出来了。她回来后经常一个人在宿舍，拖地擦桌子，帮我洗饭盒。她的床整齐，干净，书架井然有序。现在她把日子过的那么一塌糊涂真是一个讽刺。她还早睡早起，所以半夜了如果我不爽，那就没办法了，我来回来去的翻电话，找不出一个人可以聊几句。大多数人关机，有些人不熟，有些人后遗症太多，有些人不回复。于是就打开电脑，零敲碎打的写博客。现在就是午夜两点零一分。   我时常羡慕她：她退学了，不工作，还那么泰然自若的。我毫无兴趣的读了很多无趣的书，还想考个好分数；虽然我恨工作，但一不工作我就很惶惶不可终日，像是欠着谁的（首先欠爸妈的，其次是欠丈夫的，永远不会是欠自己的）。蒋遥拥有那么大的热情，坚持不懈的爱过一个又一个男人。我会为了一个男人，身无分文，越过4000公里和他相会吗？不会。我会洗脸，吃饭，看书，睡觉——偶尔想起来，再偶尔想起来，最终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   我经常这样想：蒋遥就是另一个时空里的我。事实很可能是相反的：是我在失学，失身，失恋，失业，一无所有，而她却平安的念书工作结婚。所以我常常怀疑我偷了不该属于我的东西，这一切本该属于另一个人。这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都心不在焉吗？我不能爱生活，像是不能爱邻居的孩子。我常常需要“鼓起勇气”才能“坚持”下去。我经常这么问蒋遥，她说：是啊，就是这样。好不容易才活到快三十岁，多不容易啊，慢慢熬吧。   这就是我和蒋遥的故事。现在是夜里2点34分。我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就是想说：蒋遥，你他妈的快开机。

跑了一趟上海，草草发兵，草草收场。有个网友这么写到上海："我想起了霞光万道的张爱玲，风头正健的上海宝贝，还有那个忽然万籁俱寂了的安妮"。上海城里住了很多女人，其中包括了我少年时期的好友。火车到站时，她一件低V领衬衫一头黄发，在站台上乱七八糟的太阳光里显得风华绝代。

晚上吃老上海菜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也没有吃饱，就记得我随口说了句黄酒不错，结果他们要了来巨大一瓶“和酒”，桌上一个不认识的警察频频相敬，警民关系从餐厅搞到酒吧，喝到最后他不成了，我也像失修的高压水龙头，每次开口，都会担心阀门跑水，会喷到小朋友和花花草草。非常离奇，在上海的大街上很难看到警察，但每次喝酒，就肯定有不同的警察作陪，有些是户籍警，有些是交通警，有些有证件，有些没证件，有次一个人说自己是卧底，当时他身穿警服，所有人就笑翻了。

在上海只顾喝酒和睡觉了，东边天亮早，上午7点阳光就噼里啪啦地砸人脑门上了。有时喝的乱糟糟的时候会觉得怪异，我这是来上海了？有时在公车上睡的前仰后合死去活来，醒来时就过站了。跳下车，愣几分钟，然后找片树荫，松松凉鞋，松松喉咙，就那么坐着，头顶骄阳似火，街上车来车往，看着看着就又瞌睡欲死。什么霞光万道的张爱玲，风头正健的上海宝贝，万籁俱寂的安妮。老百姓的生活，哪里都一样。

外滩也去了，轮渡也坐了。我不是许文强，看不到浪奔浪涌淘英雄；我不是美人，看不到钻石和王老五；我不是读书人，看不到金钱人性。我和一个读了很多书的女人在船头吹风，她说：你该写本书。我不喜欢读书太多的女人，我跟她们都合不大来，就像我和美女都合不来一样。我曾经在爬华山的时候认识一个广东女子，皮肤棕黑，风趣矫健，登顶看日出时非常文静，看人时像个讲道理的女土匪。那时我十八岁，觉得那就是二十五岁时的我。可二十五岁时，我坐在黄浦江的轮渡上，一副愁肠百转半死不活的德性。

读了很多书的女人，总喜欢其他女人都把她当朋友，美女则乐于其他女人都把她当敌人。所以我和她们都合不大来。但在上海，前几天我和美女泡吧喝酒看男人，后几天和才女买书聊天看星星。非常搞笑，美女喜欢在外滩对月长吁发笑死人的感慨，才女则陷在南京路买笑死人的鞋子。

东方明珠塔很像艾菲尔铁塔，但我也没什么根据说它抄袭别人。这种城市标志的玩意儿注定要遗臭万年。莫泊桑总喜欢上艾菲尔铁塔上吃饭，他忿忿地说：这是巴黎唯一看不见这座破塔的地方！我喜欢没什么标志的城市，西安有钟楼，北京有天安门，上海有明珠塔，这些城市基本上就废掉了，具体原因，罗兰巴特写了很长一篇东西来论证，大概和符号学解构学有关，他的论据我没看，但很赞同他的结论。其实这些都是我现在坐在这里想到的。当是时，明珠塔宛如伊人，月色灯影里在水一方，我仔细看了又看，觉得他们说的没错，这大家伙真的很像男人的小弟弟。

很早以前有部电视剧叫《侠胆雄狮》，主人公是个人身狮面的家伙，当年把我迷的七荤八素，他最威风的时候是扒在地铁顶端飞驰着去救他的女人。在上海的地铁里，很难让人想象有个如狮子般凶猛迅捷的男人在顶端------其实这也是我坐在这里想到的，当时我坐着地铁，从虹口到闵行去赶一个饭局，车厢里拥挤粘热，饭局居然定在一个川菜馆，居然是为一对小男女饯行，更过分的是他们居然郎才女貌一对璧人。这是我在上海接触过的第三个女人，玲珑身材，细眉白脸，一说话就赠送微笑，一路拉着小老公的手。席间大家对着店家赠送的一大瓶可乐逗趣，说喝可乐影响性功能，于是她不但自己不喝，还暗地里掐他小老公的手，也不许他喝.

      这本书里包括两个故事：《夏日夜晚十点半》和《安德马斯先生的午后》。前一个我看哭了，后一个我看睡着了。我着重说说前一个。
　　
　　杜拉从越南回到法国，很不愿意让人看出她来自殖民地，所以她写了早期的《厚颜无耻的人》和《平静的生活》这些以家庭纠葛为主题的社会主流小说，而以《情人》为代表的、自成一体的风格，则是等她挤进法国主流文学界后才被慢慢发酵出来的。《夏日夜晚十点半》写于她创作的中期，内容还是家庭纠葛为主：夫妻两人带着女儿去马德里度夏，同行的还有一位年轻美人。半路上忽遇暴风雨，一行四人被迫滞留在马德里附近的一个小镇上。恰巧的是，全镇警察正在追捕一个杀人犯。在滞留的这一晚，妻子发现了丈夫和这位年轻美人间微妙的吸引力，同时也发现了藏在屋顶上的杀人犯。故事就这样寻着两条线索展开：一方面妻子眼睁睁的看着丈夫和美人互相爱慕，并到了非做爱不能满足的地步；另一方面，妻子想要把那个藏在屋顶上的杀人犯偷偷送出镇子，救他免于一死。 　　
　　这个小说你一旦开了头，就很难撂下。我上班时开始看，结果撂不下了，一早上边工作边跑神，逮空就偷偷看几眼。好容易熬到下班，才很爽很爽的全看完了。文章写的这么抓人，跟杜拉谋篇布局的能力大有关系。
　　
　　线索
　　
　　小说是两条线索：偷情和救人。妻子玛利亚在阳台上凑巧看见，丈夫和年轻美人在斜上方的阳台在拥吻，而与此同时，就在正对面的屋顶上，她发现了杀人犯。两根线索几乎同时露头，读者一下子就掉进双重的悬念里去了。一方面，玛利亚固执的要将杀人犯在全城的警察眼皮子底下偷送出去，她要救他，她非救他不可，她冒着很大的险救他；而另一边，皮埃尔和克莱尔因为旅馆拥挤，无处做爱，而饱受情欲的煎熬。夜半两点，玛利亚终于成功的救出杀人犯，将他留在镇外的麦地里，约好正午十二点去接他将他送出国境。但是聪明如你，一定猜到了，按照杜拉的性情，这个杀人犯非死不可。果然，玛利亚一行四人中午按时到达麦田时，杀人犯早开枪自杀了。本来并行的两根线索，突然断了一根，就像两根并排的立柱，突然被大力的撕开一根。于是另一条线索便似水库跨坝，倾泻而下，无人能阻：皮埃尔和克莱尔再也忍耐不住，出去开房寻欢。故事结束了。 　　
　　玛利亚为什么非救这个杀人犯不可呢？她和他就像硬币的两面：他们所爱的人，都背叛了爱情。站在爱情危机的十字路口，他们却选择了不同的方向：杀人犯干净利落的杀死了他的最爱；而玛利亚却除了酗酒之外，自始至终的沉默着；而他们却又殊途同归：杀人犯开枪自杀了，玛利亚则无限绝望的承认：皮埃尔，现在故事结束了。爱情在两个人身上以不同的方式枯萎了，他们或用暴力挽留，或束手无策，但结果并无不同；面对这结局，他们或以死逃避，或无法逃避，而这也并无不同。玛利亚千方百计甚至偏执的要搭救他，其实就是在搭救她自己，搭救她岌岌可危的爱情。然而杀人犯失去了世间所爱，生死就并无不同，所以开枪自杀了，他的死对玛利亚的打击非常巨大，它摧毁了她最后一线希望。她垮了。该发生的就发生吧，她谁也救不了，包括杀人犯，包括自己，包括爱情。
　　
　　压抑
　　
　　第一是天气。先是疯狂的风暴，逼仄的旅馆，拥挤的旅客，昏暗的烛光（停电），警察的哨声和关于杀人案的闲谈。而后是雨过天晴后难耐的酷热，汗液，炙烤，干渴，尘土以及还有玛利亚无休止的酒醉。自然环境给人巨大的压抑感。
　　第二是性压抑。克莱尔和皮埃尔互相吸引，非做爱不能满足，互相亲吻抚摸，却因为风暴来临旅馆爆满，找不到可以寻欢的地方。在玛利亚面前，他们一方面尽量掩饰，另一方面却更享受在她面前调情所带来的巨大刺激，尤其是美人克莱尔，始终无法控制她饱满的情欲。
　　第三是救人。为了在满城的警察眼皮底下救出一个绝望的、也许本不想被救的杀人犯，玛利亚想尽各种办法，整个情节紧张刺激，快赶上美国间谍片了。
　　第四是人物之间的关系。起初只是玛利亚一个人的心里斗争，后来为了救出杀人犯，不得已寻求丈夫皮埃尔的帮助时，她告诉他，自己已经知道了他和克莱尔的事。从此，一个人的心事成为两个人的秘密，而自作聪明的美人克莱尔，却以为玛利亚一无所知，于是仍在她面前，玩弄和她丈夫调情的小把戏。玛利亚的沉默旁观，皮埃尔的如坐针毡，克莱尔的毫不知情，像三个不同方向的力，把人物关系绷得像一张随时都会爆裂的鼓面。
　　第五是强烈的对比。天气糟糕（暴风雨、炎热），事件棘手（丈夫外遇、搭救杀人犯），精神糟糕（酗酒、失眠），面对这一系列的压力，玛利亚却却自始至终表现的非常冷淡，她感到心碎，却无法回避、无法阻止也无法解决，她只是不停的喝酒。我总是期望她在某一刻能喊叫或者痛哭。可是没有，她只是不停的喝酒。当她发现自己千方百计搭救出来的杀人犯自杀了的时候，她受到极大的刺激，然而这时候她也只是不停的自言自语：“我们本来可以继续让他活下去的。”直到故事结尾，皮埃尔想要重新回到她身边来时，她温顺的接受了他火热的吻和拥抱，同时说道：“皮埃尔，结束了。我们的故事结束了。”
　　最后，是那种巨大的心理暗示。了解杜拉的读者，早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，她必定不肯善罢甘休，不肯轻易放过这些人。我想知道的仅仅是，她到底想要他们怎样。结果也不出所料：杀人犯把爱人奸夫连同自己全部干掉了，无一遗漏；玛利亚孤单又绝望，彻底对爱情撒手了；皮埃尔在片刻激情之后，发觉自己无法放弃玛利亚，想要回头却再无可能；克莱尔感觉到皮埃尔无法离开玛利亚，也无法摆脱那扑面而来的灰心与绝望。
　　
　　《夏日夜晚十点半》是我看过的杜拉的最好的作品之一：篇幅不长，结构严密，情节紧凑，人物关系有巨大张力。除了创作手法，我还想多说两句这篇小说的语言。杜拉从越南归来，但是童年时代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她。她写大海，河流，写闷热的夏天，全都贴心贴肺的。她后期作品里淡化了情节，用她超强的语言张力成为故事的骨骼，这是很冒险的。在这本她中期的作品里，语言优美，语感很好。

寂寞少妇   我人浅淡，爱好很少，又尽是看书、写字这些单打独斗的项目，大学念的是准女校，毕业后，又去大学当老师，社会交往少的很，所以朋友也特别少，而且各个都根正苗红，不是高中同学就是大学同学，再不就是同事。而真正的密友，特别特别少，几乎是死一个少一个。而这些密友里，男性是一个也没有。如果非要算上一个，就是耳东陈，但他已经沦为我的丈夫了。   我属于这么一类人：流行的说法是缺乏亲和力，文学的说法是疏离，直接的说法是比较死相。结婚前没什么人追求我，我也没觉得非需要一个男人做伴什么的。但那时候我过的稀里糊涂的高兴。后来遇到耳东陈，觉得小伙还行，就结婚了。我的婚讯，大多数人都认为很不可靠。她们曾坚信我只有当个老姑娘这么一条出路。但是我要说的不是悲惨的从前，而是光辉的现在。   我结婚以后，男人缘突然好起来了。三天两头就有各色中年男人跟我推心置腹，把我想象成一个略有文采、稍具风骚的寂寞少妇，然后随时准备好挺身而出，解救我与水火。所以我今天就来说说关于寂寞少妇的一切。   一个女人，一个结婚女人，如果很寂寞，你猜猜看，会是什么原因。以下有备选答案： 1． 老公挣钱太少； 2． 挣钱少床上还不行； 3． 床上不行还有外遇； 4．  外遇的对象还是个男人。   这组答案，合情合理，随便拿出哪个，都言简意赅，很有说服力。这就是中国，这就是中国的女人，这就是中国男人眼里的女人。   你打开电视，不是丰胸的，就是减肥的，再不就是丰胸同时还能减肥的；打开广播，不是“梦幻可视无痛人流”，就是“重整山河打造完美女人”。时间长了，你会觉得这个国家的文字，特别不值钱，特别下贱。受这些汉字的连累，这个国家的女人，也显得特别不值钱，特别下贱。好像这个国家的女人，全都只待在双人床上，什么都没穿，急切地等着人品胸评腰。这就是我不喜欢这个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我常有种感觉，就是这个国家的语言，已经和土地上的生活，完全脱离了。落实到女人身上，就是能指和所指，完全是背道而驰。   在这片土地上谈论任何事情，都不要忘记一个基本事实：这是农业中国，这是乡土中国。这是乡土中国的女人，是日韩粉底下的中国皱纹，是欧美服装下的中国赘肉，是金元春药下的乡土疾病。这就是中国女人的事实，这就是我的事实。这是个如此缺乏基本安全感的社会：既没有社会主义的铁饭碗，也没有资本主义的高福利，既没有宽厚的历史可以倚靠，也没有清晰的未来值得期待，宗法道德的大巢倾覆而下，家庭已经无法提供基本的安全感；男权社会的排挤，工作也不能提供庇护。个人被抛弃了，在任何庇护之外，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进退失据，无法自处。   有谁说出这些女人呢，它们说着丰胸减肥整容抽脂，每一份杂志上封面上都有一个不知所谓的女人。它们肆无忌惮的谈论着性，尺寸，体位，以为这就是剪鞭子放缠足了；它们把女人身体的个个部位昭显于众，堆砌在香车美酒和那些浮肿的男人身边。黄金周围。女人们烟视媚行，像足了冒牌的上海滩舞娘。   我还没见过有哪个国家，像这个国家一样，把女人当牲口看，还不给草料。   羞耻，我常常一腔羞耻。   一个自诩儒雅前卫的中年男人，他说：中国女人的问题，是太在乎男人的看法了。我咬着后槽牙冷笑。我抽你一耳光，只是因为你的脸太合乎我手掌的尺寸了。   林白的《一个人的战争》里有个情节，女主人公在船上遇见一个男人，该男人错认为她爱上了自己，很想沾点便宜。事实上她并不爱他，甚至有点轻蔑他，也知道他不爱自己。但故事的结果很有意思：她顺了他意，并没口出恶言。这真是个好故事，好的就像不是一个故事。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这样明显的科幻小说都有人信以为真，还感动的鼻涕眼泪的——哪个男人敢相信《一个人的战争》。   再说说我这个寂寞少妇。耳东陈很爱球。他上大学时，大约每天都要踢球，否则就难受，非去跑一身汗，就舒服了。现在结婚了，这个习惯看不出来有改变的迹象。他每天要工作、念书、写论文、赚钱和我饮食男女柴米油盐，但还是拼了命要挤时间去踢球，就算踢不了，也要在电视上看人家踢，哪怕是半夜一个人，也要看。我从来不会试想，有了我，他就会不需要足球。这简直不言而喻。就像大力水手不可能不吃菠菜、咖啡猫不会减肥一样不言而喻。我寂寞与否，这跟结婚与否，先生爱我与否，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。你知道，双人床并不能解决所有欲望，你还知道，男人从来就不曾也不会是女人的一切。   现在我是一个少妇，还会时不时的寂寞一下。我很抱歉。每一个女人都会从少女变成少妇。就像宿命的大手，猛的攥住我的八字黄笺，攥得我一身褶皱。但是很快，我就会变成寂寞的中老年妇女，寂寞的老奶奶，最后是寂寞的一把骨灰。我很期待。因为那时，这些称呼都不会再打扰别人了，甚至都不会再打扰我自己了。

天空欲雨不雨。风很大，叶子们摇曳着。我在5楼读书。 读的是王康给余世存的《非常道》的序。很不喜欢。看一段： “中国正在临近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。这个时分曾一再被谬解被误待，一再被坎陷被截断，甚至一再被歧引被反拨，但这个时分还是以世所罕见的坚韧、悲怆和善意不可阻遏地走来，——它是东方睽违已久企望多时的正色寅时，破译中国命运的倒计时，我们的历史黎明。这个时分曾是缘自西方的唐突而陌生的概念，由几百年间无数域外因缘、意外演变、突发事件和偶然性混杂激荡的泊来他者。” 这样的起首，真是让人抗不住。每一个字，都很宏大，大的让人疑窦丛生，而且都很八十年代，像是《河殇》或者《共和国之恋》的解说词。每一句话的结构都很外语，中文里的状语是不会扩展那么长，定语也不会叠加那么多。看过以后，一是生僻词多，而且意义含混，不明白他要说什么。一个词越大，意义越摇摆。比如“中国”“历史”“破晓”“倒计时”“命运”“黎明”——而且，“泊来他者”是什么意思？ 再比如这一段： “余世存先生，湖北随州人，北大中文系毕业，刚度过第三个本命年。他以白净宽广的额头、秋水般的双眼、诗人的灵心善感，多年为汉语世界的清冷寂寥忧心如焚。他犹如一名预告坍塌和毁灭的隐修士，唱诗班中永不现身的梦幻幽灵，送葬行列中远远驻足沉思的局外人，眨着冷眼颤着热心，用炼丹术般的修辞和锤炼了几千年的汉语韵律，为中国几代汉语创制者壮行。” 满头珠翠！华丽无匹！呜呼！搞什么搞大叔？！ 总结出看文章的“三不读”原则： 1，比喻象征密集的，不读； 2，“我们”密集的，不读； 3，形容词密集的，不读。 这个原则简直百试不爽。内容不清晰、推己及人、文字不知节制的文章，让人怎么看？其实还有一个原则，就是太长的，其实也不能看。我觉得，没有什么事情（小说除外）不能在8千字内说清楚，如果超过8千，肯定虚胖。说到这里，想起来要说《洛神赋》写的很差。曹植的问题就是不知节制。就算他是长子，曹操也会废长立幼。曹操是个明白的人。曹丕写文章比曹植强。

在《世说新语·贤媛》里看到一个故事。

许允妇是阮卫尉女，德如妹，奇丑。交礼竟，允无复入理，家人深以为忧。会允有客至，妇令婢视之，还答曰：“是桓郎。”桓郎者，桓范也。妇云：“无忧，桓必劝入。”桓果语许云：“阮家既嫁丑女与卿，故当有意，卿宜查之。”许便回入内，既见妇，即欲出。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，便捉裾停之。许因谓曰：“妇有四德，卿有其几？”妇曰：“新妇所乏唯容尔。然士有百行，君有几？”许云：“皆备。”妇曰：“夫百行以德为首。君好色不好德，何谓皆备？”允有惭色，遂相敬重。

不是我说，这个许允，就是个拎不清的糊涂蛋，都什么时候啦，还要抗道德大旗，一句“皆备”，就把自己套牢了。要是我，我就说“认错人了吧大姐，我走先～”。闪。

把事情搞麻烦，很简单，只需不停定义自己、叙说自己。把事情搞简单，也很简单，比如黄老邪。据说此人杀人如麻，江湖名声很臭。黄药师本人怎么说呢？他只说：你们说我杀了人，我就杀了人，有本事你们来把我杀了。

——惊为天人啊，惊为天人。

许允把自己定义为好德而不好色，所以就活该一辈子只能好德而无色可好。说此人是个糊涂蛋，还真不假，此人后来“为吏部郎，多用其乡里”，皇帝要治他的罪，虽侥幸得脱，最后仍旧“为晋景王所诛”，更讽刺的是许允氏的反应：门生走入告其妇。妇正在机中，神色不变，曰：“早知尔耳！”——从结婚第一天，她就知道，自己嫁了一个要掉脑袋的糊涂蛋。

非常害怕写博客，因为我有喋喋不休的本能，此之所谓天赋异禀。

 

开博客的原因，是因为昨天晚上丢了钥匙，进不了门，四处闲逛，逛来逛去，就想去火车站，逮住一趟车，拉哪算哪。或者我哪里也不去，在火车站和来往行人扯闲淡。比如：你去哪……上海……请从13站台上车……13站台当然不是通往上海，而是通往马尔代夫，或者普利茅斯，或者别的什么鸟地方。那个和我扯淡的鸟人，就会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，在普利茅斯当上酋长女儿的面首，或者驯象人，而不是去什么鸟上海……

 

事实上我哪里也没有去，而是在去网吧上网。网吧的老板娘对谁都千娇百媚，包括女人。我的理想是当个老板娘，甭管是哪里的，万花楼也行啊。

 

所以，我来开博客，先从博主做起。
　

作为一个怕麻烦的人，是很麻烦的。如果是一棵怕麻烦的树，或者是一只怕麻烦的虫子，可能会好很多。 中国人有爱麻烦之癖好，繁文缛节太多，所以内耗大于产出。而当中最最麻烦的，莫过于“礼貌”。有一个阶段，我完全不讲礼貌。我并不粗鲁，我仅仅是不讲礼貌。比如主人对我说：要不再点个菜……我干脆利落的说：不用。比如朋友对我说：这个得劳驾你帮忙……我干脆利落的说：不行。如果真的没吃饱、或力所能及，我也会干脆利落的说：好。 那时侯我很年轻，年轻到谁都不尿。那样子很牛Ｂ，当然，那要买单。不过我说了：我很年轻。年轻就是亿万富翁。我付的起。现在不行了。 中文的很多词都很麻烦，比如说：分析，解释，怀疑，谣言，揣测，假设，虚拟，求证，理解，因果，以及所有的形容词。它们太麻烦了，不堪琢磨，一琢磨，各个都又重、又烦。 听说挪威语很简单，时态简单、词汇量小——形容词格外的少。我总是想移民北欧，特别是冰岛。那里人口稀少，语言稀薄，关系稀疏，妈妈的还有地热，首都叫雷克亚未克——好长的名字。我穿件棉布大氅，不化妆，也不微笑，喝酒，睡觉，发呆，爽死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两样东西最简单。一是钱，一是枪。 想想看，什么时候，不用说话，你就能迅速、强悍、准确无误的表达自己？第一，是用手拍出结结实实的美元；另一种，是用枪结结实实的顶着一个人的头。它们都直达目的，没有曲线。财富和暴力的力量，就是简单和直接的力量。

今天我写写“吊诡”这件事。

昨天我在公司上班，偶然一抬头，发觉头顶正上方有一块天花板，似乎摇摇欲坠，而且和紧邻的另一块天花板之间，透进很强的光。我有点恍惚，过了一会，冷静地给行政打了个电话：你好，我是清韵，我头顶的天花板要掉下来了。行政也恍惚了一下，然后冷静地说：不可能。于是我们互相挂了电话，继续工作。

过了一会，行政估计恍惚的不行了，跑过来看天花板。她抬头一看，惊异的质问我：为什么有光？我说：天花板得修一下，否则漏雨。行政继续惊异的质问我：楼上是另一家公司的地板，怎么可能漏雨？我无言以对。

行政和同事们惊异了一阵子，就各自散了。我抬头看看，又继续工作。我觉得有一把椅子，正“轰隆”一声从天花板上掉下来，跌在我的办公桌上。尘埃落定，我发觉椅子上还有一个中年胖子，灰头土脸的而且手里还握着一只鼠标，被击穿的那块天花板像个游泳圈似的，卡在他的大肚子上。他气愤地质问我：我怎么掉下来的？

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是个迷信故事。五一的时候，我和我姐给我妈买了一只玉手镯，好几千元，卖家就搭了一只翡翠戒指给我。戒指上是一只蝙蝠，在封建迷信里，蝙蝠的“蝠”等于“福”。我本来不带饰品，连结婚戒指都戴丢了，为了哄老太太开心，就戴上了。接着，从上个星期开始，左手渐渐开始发麻，先是带着蝙蝠戒指的无名指，后来邻居小指，到现在，整条胳膊不能打弯，完全不能用左手接电话。自然下垂倒是没事。我在犹豫要不要把戒指摘掉。

最后一件，是关于男人。这个我要讲的香艳一点。

昨天临晨4点01分，有一个男人给我打电话。此人我认识了快7年，互相认识因为我看过他的小说，赞多骂少。他以前写小说，最近几年完全不写了，所以他在半夜4点给我打电话，肯定不是要谈小说；不谈小说，许是借钱，但借钱不必半夜，那肯定是要谈爱情了。我可以列举一系列爱情发生说，但是没有一种，会在读者和作者之间发生——就比如我种果树，是要收果子，而不是种树。我之所以用比喻，是因为我是个好人，害怕说狠话。

这个故事讲得一点都不香艳，但我还得把它讲完。半夜电话响了，我看了一下名字，直接关机了。

我住的房间，有一扇朝北的窗子。窗下是一大块草坪，草坪再远，是蓬松的女贞树，白色的小花还没开尽。然后是亭亭的槭树，最后是一排法国梧桐，因为没有修剪过，这些梧桐长的很高大。梧桐以远，就是天空。因为北面没有高层建筑。

我有时下雨，有时天晴，常沉迷于此处是别处、此时是何时的想象，会想象梧桐更远，是更多的梧桐，或者椴木，或者橡树，或者杉树，或者是苍茫的森林，无边无际。我想象有一个朋友是植物学家。此人像树一样挺拔、安静、蓬勃。藤萝轻依在他脚边，小鸟从半空里呼啦一声停在他肩头，一到下雨天，身周就出现一团湿漉漉的绿雾。这个朋友，每年都离开城市，去北方，又回来。整个冬天他都坐在桌子前，画出一棵又一棵树。上色，停干，标上木字旁的汉字，贴上标签，然后仔仔细细捆扎好，推进书架最深处。

2006年，苏美是个文学女青年，就是那种不再年轻、也不再写小说的文学女青年。她是一个文学网站的兼职女编辑，每天看很多别人写的小说。大部分写的很糟，另外一些写的更糟。这个时候，她和一个男人结了婚，每周见一面，其余时间，呆在一座奶黄色的6层楼里，写论文，改作业，看小说，研究奥地利文学。 这一切，苏美早在2000年就差不多想到了。只是细节不同。比如这个楼是青色的，而不是奶黄的；比如研究的是德国文学，而不是奥地利文学。但是这并不要紧，没什么要紧的。2000年的苏美，也是个文学女青年，既年轻，又写小说，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和一个男人同床共枕。但她总得和谁同床共枕，人活着就得和谁同床共枕一回，否则，算是什么扯淡的生活。 在2000年看2006年，像是一个大大的笑话。但从2006年看2000年，却是山高水远时光悠长。是山高水远时光悠长里，那些空空荡荡。空空又荡荡啊。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前不见仙，后不见鬼。 2000年四季平安，五谷丰登。苏美像一株麦子，晒在6月的大太阳底下。但是2000年的大太阳，只看到一大片金灿灿的麦田。这些麦子还绿油油的时候，闪闪发亮，非常漂亮，但是很没用。黄了就有用了。农民在等，镰刀在等。麦苗们也在等。每一棵麦粒都渴望被镰刀拦腰切断，在脱粒机里脱得一干二净，总有人会看上她们结实饱满的身体，她们是有用的，可以用来吃。没有人在麦地里收获鲜花，苏美们的命运就是被吃掉。 一棵麦子，总要变成一碗面条或者一个馒头。为什么一棵椴木，或者一棵橡树，就不用被收割，不用被脱粒，不用经过很多人的手，最后变成3毛钱一个的馒头。苏美洗脸洗澡，有时会这么想：你别洗了，刻进去了，那些人的指纹已经刻进去了。你见过一只没有指纹的馒头吗？不，苏美更像一只包子。她已经有褶子了。2006年的苏美，不再想那棵椴树或者橡树的问题。苏美们全是麦子。一棵麦子不是一棵橡树。麦子是这个地球上最成功的植物。橡树也是植物。但是麦子是最成功的。当然水稻也很厉害，但是这个地球大多数地方都在种麦子。如果植物界要选盟主，非麦子莫属。她们应该感到骄傲。 任何一种没用的植物，都将被淘汰。麦子可以吃，苹果树能结苹果，牡丹能开花，苏美能说德语。如果1945年斯大林突发奇想，下令红军强渡易北河，朝西一路掩杀，把德国灭掉，再调头南下，端掉奥地利，在高傲的阿尔卑斯山脚下种满白桦树，再撒一把哥萨克，那今天的苏美会是一个考古学家，或者一名古籍校刊学家。总之，她不可能在大太阳底下，无所事事。她并不真是一棵喝风屙烟的树，而是一个人。  总有压倒骆驼的最后一颗麦子，也总有晒熟麦子的最后一道阳光。苏美四处逃窜着，躲避金灿灿的大太阳。最好的去处，是学校操场边的一棵大梧桐。每一个学校都有一个操场，每一个操场边，都有一棵大树，不同的只是细节。比如这棵在南，那棵在北；这棵是梧桐，那棵是白杨。这些并不要紧。宿舍里大大小小的，有9个人，10张铺，20多个暖壶和不计其数的电话铃。 2000年的苏美就坐在一棵高大的梧桐树下。这句话把苏美写得像个历史人物。但是谁也不记得了。苏美也记不清楚。子弹后来问她，那是什么树。苏美想了很久，说：梧桐树。子弹说：扯淡，你根本不记得了。苏美想了想，觉得很对，就是那样，她确实不记得了。 2006年的苏美住在奶黄色的楼上。如果她现在，这个晚上，站起来，拉开门，左拐右拐走出去，穿过一个草坪、两排女贞树和几棵亭亭的槭树，是一个杂草丛生的操场，操场的南边，她就能看见一排巨大的梧桐树。它们完全没有被修剪过，树干直冲上天，每一片叶子都有人脸那么大，不，更大。如果攀着最强壮的枝条一路向上，就能看见最高处的一片叶子。一片，只有一片树叶会在最高处。它在夜风中呼啦啦的摇曳，发出莹莹的光，正面反面都是光，它就这么一直摇曳着，后来，满天的星星就缓缓坠落。   植物们无处不在。苏美所在的文学网站，座落在一个商务社区里，庭院式设计，占地极广。每一栋楼都有一个文明的名字，比如：秦风阁、汉韵阁或者唐乐阁。楼阁之间铺着上好的草坪，三五步的就会点缀几棵冬青。这些草坪和冬青，隔段时间必然会被集中修剪一回。所以必然有那么一个早晨，草坪上全是腰斩了的绿草、砍了头的冬青，空气里滴淌着涩生生的腥气。穿越草坪像是穿越一个死寂的大屠场。植物们会喊叫吗？一株冬青静悄悄擦过苏美，把绿色的汁液抹在她的衬衣上，再也洗不掉了。 “一个人，和另一个人，遇见了，认识了，相爱了，这叫什么？”  “叫什么？” “比如，这个星球上，全是树，除了树，就是海，除了海，就只是一个男人，和一个女人。于是他们遇见了，这叫什么呢？” “叫什么？” “这叫天意，叫缘分。” “然后呢？”  “再比如，这个星球上有五十亿人，有山脉草原天空，还有城市乡村，汽水毒品摇滚乐，有麦田锄头拖拉机，有鸽子鬣狗有大雪封山有江河决堤，有军队警察边境内线，有欺骗眼泪有自杀，有贫穷失落默默无闻，有猜忌不平复仇有手枪有子弹——还有很多很多，这时，两个人遇到了，认识了，相爱了，这又叫什么。” “叫什么？”  “——叫偶然。” 苏美就这么偶然间遇到子弹。像一片天空遇见一抹白云，一条大河遇见一条鱼，像一颗心脏遇到一粒子弹。那时候，她傻傻的坐在高高的梧桐树下。那时候，他们都说，这是新世纪的第一年。   子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——苏美的手指在地图上一路向北，北方再北，接近边境线时，停下来——就是这里了。她磕磕铅笔，咔嚓一声，一口咬下来小半边苹果。  这个叫春风的小镇。春风镇。这是一部小说的名字，《春风镇》。在这部小说里，有一个男人叫子弹，他就住在春风镇。这个小镇子里有一些人，但不多，还有一些故事，也不多。子弹住在一座三层的小楼里，写这部很长的小说，关于春风镇那不多的人和故事。 2006年6月我将要去这个国家最大的图书馆，在找一些古镇的资料做一期专题。这本《春风镇》站在书架上，没署作者名，我来不及看就借出来了。 它是一本小说。这本小说没有书号，没有出版社，没有印数，甚至连作者都没有。书很新，好像没什么人看过。小说开始于一个叫苏美的女人。她来自大陆深处，远离一切水源。在小说的第一页，她很年轻，是个大学生，坐在一个学校操场的一棵树下。有一个男同学，正围着操场跑步。是正午十分，大太阳就在头顶。苏美在给爸爸打电话，他说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是癌症。她挂掉电话。全身都是汗，太阳太大了，明晃晃的像一大捆刀。她靠着一棵巨大的梧桐树，树干凉爽极了。她睡着了。 她醒来的时候，那个男生还在跑。 苏美站起来，拍拍屁股，朝空空的操场大喊一声：喂！ 那个男生的头往苏美摆了一下，又很快摆回去了。 喂！你！叫你呐！苏美双手在嘴边拢了个喇叭，又喊了一声。 这次那个男生头都不扭，轻快地拐进一个弯道。 苏美垂下双手，傻呆呆地站了一会，就重重地跳进操场地跑道，一路跑起来。很快她就赶上了那个男生。她紧跟在他身后，跑到第三圈，觉得快要晕了。衣服太厚，腿太重，骨头太沉，空气像一堵堵砖墙，迎面撞过来，太阳像一柄烫手的铁锤，咣噹咣噹的砸她的后脑门。 喂！叫你呢你听不见啊！她没劲喊了，只脱脱沓沓的嘟囔了一句。 这个男同学头也不回，脚步轻快的继续跑，既不太快，也不很慢，始终和苏美有一步的距离。他们将这么一路跑下去。 关于这段奔跑，作者大约花了1万字。是那么一段正午的奔跑，太阳像盏探照灯，一遍一遍扫过焦灼的地面。是那么一个环形跑道，一个人，和另一个，前后相随，不离不弃，他们把太阳从东跑到西，把表针跑了一圈又一圈，把一条首尾相连的路跑到无限长。这条路上有无数脚印，他们踏过它们又留下它们。他们不再说话，他们不再有话说。他们很可能一直在跑下去，因为跑过一万字之后，他们就消失了。 然后子弹就出现了。这是一个不高不瘦的男子，住在一个叫春风的小镇里，他很早睡下，很晚起来，打开字典，从第一页开始，把那些奇形怪状的汉字先后抚摸一遍。然后天就黑了。这个叫子弹的人，合上字典，打开窗户，沉沉睡去。日复一日。